“触电”的困惑

    中国电影业不景气，电影创作低迷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近年来，处于尴尬境地的电影院只得依靠引进“十部大片”来激活冷落的门庭。于是，有人抱怨中国电影机制的问题；有人抱怨现代众多娱乐方式的冲击；有人抱怨外片的挤压……。说一千，道一万，在林林总总的原因中，电影剧本的质量问题是举足轻重的。

    如今，有人把剧作家创作剧本戏称“触电”，听之有点悚然，谁敢冒险以身试“电”呢？当然，这样牵强附会是有点戏噱的味道了。可事实上，现在的剧作家们委实有点避“电”远之了，剧作家人才队伍开始动摇，纷纷转行了。我们不能单纯地责备艺术家，他们也是平常百姓，也有经济困境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，剧作家们同样可以有正常的经济头脑。时下，文艺界有句调侃：写剧本的不如写广告词的。此话虽属挪揄之言，却也道出他们一本难念的经。试想，大凡优秀的剧本，必须是艺术家长期深入生活积淀而成，其费时费财费力自不必说，单是送到电影厂编辑那儿，就得过五关斩六将，一关一关地过，一不小心“卡”住了，便前功尽弃，白费心血。中国的电影剧本审查非常严格，审查严的缘由出自成本和政治。剧本写作的成本远远小于影片摄制的成本，因此把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和艺术缺憾解决在剧本阶段，是利益的最大化。但是，一旦剧本审查通过，导演便有了“二度创作”的自由，编剧花费一年、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创作出来的剧本被某些导演大笔一挥，十几天的功夫便改得面目全非，这时却没有人再对它进行审查，因为这时它已经成了“导演的艺术”，审查只能在拍成胶片之后进行了。如果是拍得成功，那这部影片便是导演的功劳，如果拍砸了，那就全是“一剧之本”的问题了！没有人再去比较它与原来的剧本的变化差异和来龙去脉。剧本能否中奖，命系影片拍得是否成功，有谁见过专门进行电影剧本和剧作家评比的活动？一般而言，一部影片成功了，捧了个大奖，导演、演员是大红大紫，出尽风头，又是开记者招待会，又是首映式与观众亮相，成为新闻媒介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，而我们的编剧却默默无闻，罕见其名。长期以往，编剧不编了。无怪乎，著名导演谢晋不无忧心地说：“过去写剧本的是一流作家，现在你们能报出几个来？……”

    万般无奈，有的电影厂家抓住小说这根“救命稻草”，寻找合适的改编对象。于是，“寻找小说热”一度盛行，前段时间新闻媒介透露，有位大导演请六位作家同时以《武则天》为题创作小说，以备改编电影之需。尤其是被人称作“全国唯一的小说读者”的张艺谋，他自己声称莫言、苏童、余华等人的小说是他创作电影的“拐杖”。屈指算来，大陆在国际上获奖影片的剧本大多可以纳入小说氅下。这种电影剧本对小说的依赖性，决定了小说必须保持轰动效应，始终走在电影的前面。然而，不尽人意的是，目前中国小说作品在市场的挑战和威胁下，一大帮文学家或者独守一方净土以苟延残喘，或者另辟蹊径来重谋生路，少有叫得响的作品问世。这下，可是小说撇下电影不管了。而且我们一些性格坚硬的文学家又不屑于写娱乐通俗小说，甚至冷语讥讽一些诸如台湾盛产的武侠小说。另外，最令人费解的是，国内好不容易出了个写通俗小说的王朔，他的作品一面被搬上银幕大受观众宠爱，一面却被一些人扣上“痞子文学”的屎盆子。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过：“阳春白雪”和“下里巴人”是要统一的。如今，市场经济下的电影要想生存发展，在注重其艺术性的同时，也要注重其“叫座”与否。象香港的古龙、梁羽生等优秀武侠小说家，对武侠电影的“叫座”是颇有建树的；美国好莱坞走红的许多影片，也是脱胎于畅销通俗小说的，如女作家玛格丽特.米歇尔的《飘》，托马斯.哈克斯写的《沉默的羔羊》，迈克尔.克莱顿写的《侏罗纪公园》，马里奥.普佐写的《教父》等等。

    剧本乃一剧之本，没有好本子就难拍出好片子，大陆电影缺乏象好莱坞拥有的阵容恢宏的专职创作队伍，那么，这“电”由谁来“触”呢？又怎样“触”好呢？行文至此打住了，留下关于电影剧本的思索话题……

    (原载于1997年《南疆影视》第五期)